在北大才子余杰写出他的标志性檄文《余秋雨——你应该忏悔》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忏悔二字的发音，我相信有很多人基本上把这俩字读成“欠悔”。那么就将错就错，欠悔的意思就是缺少后悔，也就是缺少忏悔的精神和行动。
　　
　　 单纯的指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就好象余杰对于秋雨先生的指责，比如一个曾经走出沙漠的人在沙漠里把骆驼给杀了，并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走出来以后被另一个人质问：你为什么要杀死骆驼？你杀死了骆驼为什么不忏悔？与界可能忽略了当时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那就是余秋雨当时也是顺应大势，和浩然，以及那些在诗刊上写颂歌的文化旗手是一样的，因为历史决定了过去，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与时代对抗。余杰倘是处于当时之现状，恐怕与秋雨先生的做法一样，也是先保住生命和前途了事。
　　
　　 当然作为一个文化明星，余秋雨忘情山水，以大道义和大哲学的面目出现，文字中所流露出的虚伪和恶心的确让人反胃，余杰作为北大少数的具有良知和怀疑精神的青年领袖，高举批判主义大旗，那也是一种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的余杰果然显山露水，成为了继秋雨之后的文化第二明星。
　　
　　 但是明星们的争论只是创造了明星，在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上，两位争论者也是争论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忏悔应该建立在什么之上？在我看来，中国人一直缺乏忏悔精神，第一是中国没有可以忏悔的场所，也就是西方的基督教堂，也没有接受忏悔的牧师，中国的宗教意识里没有留给忏悔者以真正的忏悔机会，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人讲究善恶观，即善就是绝对的善，恶就是赤裸裸的恶，没有中间道路，没有人真的敢于站在城市的中央宣布自己的罪行，忏悔自己的过去。
　　
　　 所以我们永远不忏悔。
　　
　　 理想的年代更多是用理想支撑着我们的狂热。在那样的年代，即使你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欺骗过邻家女孩，用你温文尔雅的知识风度窃取过村姑的贞洁，你可以用你的纯洁来作为你不忏悔的理由，因为你对性和女人的初衷是纯洁的，你服从于上帝造人和意志和情欲的指引，或者在一次批斗大会中你出卖了你的好友，那你也不必要忏悔，因为你是用你的理想指引着你的政治狂热，用绝对的忠诚（迷信一样的忠诚）来履行你对理想的誓言。即便你没有任何理由，你也不必忏悔，因为忏悔是无力的，而真正的受害者已经远在天国，或者用时间洗刷了痛苦和仇恨，彻底把你宽容。
　　
　　 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忏悔了吗？
　　
　　 即使你不忏悔，你是否还有反省的心情和直面错误的勇气？也许我们的忏悔刻画在我们的心灵里，我们的反省埋藏在我们的思绪中，但是在今天，我们不是不需要忏悔，而是需要强烈的呼唤忏悔精神的到来。
　　
　　 2002年6月，北京发生网吧大火，烧死24个生命，在发生这一恶性安全事件以后，我们采取了肃理北京网吧市场的紧急和非常行为？可是在生命陨落之前，有谁在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职责？一场大火，非要一场大火才可以惊醒我们麻木的灵魂，然后就清理整顿，还上新闻头条，完了还要通报整顿成果，表彰相关集体和个人？没有人忏悔，只有人整顿，汇报和接受表彰，而事实上，有关安全部门对此应该负完全的责任！
　　
　　 与之共同演出的，是无数次煤窑倒塌，矿山透水，烟花爆炸，与之共同演出的，是民工的鲜血，家属的哭泣，学生的青春，与之共同演出的还有南航和国航的飞机，无数生命象烟花一样，昨日灿烂，今日飘散。
　　
　　 我相信，是我们没有忏悔精神。我们总是得意于短暂的歌舞升平，得意于对政绩夸夸其谈，文革时代只是一个集体有意识的共同犯罪，而今天，却是无休止的局部犯罪，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早就找好了搪塞的借口，准备了逃避责任的理由。
　　
　　 足球界的骄子们，在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只会说我们尽力了，可是他们真的尽力了吗？他们象韩国人一样战斗到了最后一分钟了吗？他们用他们客气的踢球赢得了巴西的尊重了吗？（连球衣都被巴西拒绝交换）他们平时训练认真了吗？当韩国出线的时候，其他国人以及体育界人士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韩国人是凭东道主优势以及裁判的帮助才进入八强，以为这样就可以为这找一个借口，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多年的对韩比赛中，我们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以至于出现了“恐韩症”，当年的国奥对韩国新贵李东国也是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韩国媒体的产物，但是最后在赛场上却是李东国一个漂亮的射门终结了国奥的悉尼之旅，今天，又是英雄不屈的高丽人用他们的无畏和坚定把中国足球柔弱发身躯甩在了身后，我们永远有借口，因为我们永不忏悔。
　　
　　 百年以前，鲁迅的文章描写了一个阿Q，那时我们以为鲁迅描写的只是一个中国人的另类，他却不知道，鲁迅描写的恰好的中国人这个群体，麻木，自以为是，中庸并且永远为自己寻找借口，今天，多少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还站在阿Q留给我们的后遗症上，安详的睡着，直到终老。
　　
　　 我们永不忏悔，直到全部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