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晋商、徽商、丝绸之路 

晋商： 

 

晋商的兴起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朝廷，下结官绅，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成为令人侧目的商业集团，在众多晋商中，尤其以盐商、票商、粮布商及船商最为著名。晋商兴起于明，繁盛于清，其兴起具有以下原因； 

　　其一，晋商善于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政策之利。举盐商兴起为例。明代的边饷政策和“开中法”的实施可以说给山西盐商创造了历史机遇。由于贩盐利润丰厚，盐引须在北方边镇交纳粮食后换取，晋商以其地利之便，俟“开中”实施，便首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依靠贩运盐、粮食、棉布等登上了明清商界的历史舞台。 

　　其二，晋商善于洞察时势，密切关注市场的风云变化。以山西票号兴起为例，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与城镇工商业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终止，而传统由镖局担任现银运输的方式已极不适应时代之需，晋商凭借其拥有的雄厚资本，良好的信誉，先拔头筹，创办日升昌票号，把中国旧式银行业推向逐步发展的新阶段，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晋商所具有的良好品格和独特的经营之道，也是其兴起的又一重要原因。晋商利用原始的运输工具，每年将数以万担计的各类商品输送到全国，甚至俄国腹地。他们翻过千山万水，足迹踏遍浩瀚大漠，风雨无阻；除此，他们还拥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和独特的经营术，如掌握市场信息，坚持质量第一，以义制利等，使其在国内众多商帮的激烈竞争中成长并壮大起来。 

晋商的繁盛 

　　早在明代晋商善贾就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到清代，尤其是 19 世纪中叶，山西商帮不断发展壮大，具有雄厚的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亚洲地区，甚至进入欧洲市场，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逐渐到鼎盛时期。在国内市场中，山西商人垄断了对象贸易和西北、东北市场。山西商人以张家口、杀虎口为基地，把绸缎、布匹、糖、烟等商品经两地贩运西北、蒙古等地，再从西北等地贩运皮毛、白银等在附近商埠出售，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市镇的兴盛。此外，山西商人在南方也也极为活跃，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产茶地收购茶叶，运往广州甚至印尼，在这一带，成为晋商活跃的重要舞台。 
在国内金融市场中，山西商人地位举足轻重。从同治元年（ 1862 ）至光绪二十年（ 1894 ）的 30 年间，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主要特点有： 

　　其一，票号数量由前期的 11 家发展到 28 家，在国内设立的城市由 20 多个增加到 80 多个几乎覆盖了国内的大中城市，资本雄厚，达到顶峰； 

　　其二是存放款业务有较大发展，盈利空前：其三是票号与商业的关系加强，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山西商人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向海外开拓市场，晋商东赴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山西对外贸易和汇兑的三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在中俄贸易重镇恰克图市场，晋商建立许多大型商号，此外还深入俄国腹地，在俄国主要城市设立分号。 

 

晋商的衰落 

　　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最后于 20 世纪初被迫退出历史舞台。首先，是战争的因素。晋商垄断 200 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由于鸦片战争后俄国经济势力深入内地而一落千丈，失去了昔日的繁盛与辉煌，沉重打击了晋商。晋商创办并享有盛誉的票号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清末各地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国内战争，还有外蒙古宣布独立，晋商资本或被毁坏，抢夺，或被没收。 

　　其次，晋商不能适应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随着海上运输的发展，俄国对华贸易由陆路改由天津、大连、海参威海上运输，山西作为中国对俄欧贸易陆上商路要冲的地位逐步废弃，山西商人活动的舞台逐步缩小以至消失。中东铁路、京包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晋商经营的商业是陆路贩运性质的，当货流发生改道后，他们逐渐失去了业务市场。 

　　第三，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晋商富裕之际，是清政府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作为货物通过的 “ 厘金 ” 制度，对晋商危害尤烈。总之，清政府无止境的大量搜刮，从根本上动摇削弱了晋商的经济基础。最后，是晋商自身的原因。晋商后期，经营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陋法，加之外国银行激烈的竞争，国内外市场渐为他人所夺。而且，晋商后期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不思进取，最终导致衰落的结局。 

晋商名流——雷履泰 
　　雷履泰（1770---1849），山西省平遥县细窑村人。农家子弟，幼时读书即学识超众，醒悟过人。因家寒而弃学就商，成为我国银行业----山西省票号的创始人。 
　　雷先为本县达蒲村李家独资经营的“西裕成”颜料庄经理，以制作、经营铜绿为业。在达蒲村设有规模不小的作坊，在县城西大街、北京崇文门外草厂九条和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设有分庄。后由于晋中平、祁、介、太等县在各地开字号店铺者颇多，货币周转极为频繁，公私饷银等运送费用既高，又不安全，实感不便。雷履泰总结借鉴了我国历史上“汇票”等经验，与东家李氏商议决定，开始经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旋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业务。从而把我国银行业由帐局只搞商业存放款业务，发展为存放汇统营的票号业。以一纸票据从甲地到乙地取款不误，信用卓著。并先后派同人到各省设立分号，不数年间全国设立一百多处，总号设于平遥城内西大街（今县供销社院）。号章规是上下同人不准在外买实缺官职、赌博娶妾等，如有违者立时出号。雷在号中总理、指挥、调度有方，存款、汇兑者络绎不绝，一年汇兑业务达三千多万两。 


　　继“日升昌”票号创办后，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相继效法开办票号，设总号于平、祁、太各县，分号按于全国各地。因“票号”系山西商人创办、经营，故叫“山西票号”。在票号闻世之前，我国虽在唐朝就有汇票 ---“飞钱”的出现，宋、元、明及清前期民间汇票也有所见，但作为存放款和经营汇兑的专业信用组织，在票号出现之后才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使我国商业埠际间的结算方式由主要运送现金变革为汇兑手段。 

　　虽然票号继起者甚多，但没有一家敢与之匹敌，唯日升昌始终居于领先地位。日升昌始得“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之称。由于雷履泰在号中日夜操劳，功绩显赫，同人在祝其七十大寿时特赠金字牌匾一块，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雷的才华业绩实为当之无愧。 
纵观十八世纪在我国经济领域创建、发展了票号业，一时信用卓著，汇通天下，势倾朝野，并非偶然，与雷履泰的运筹才华密切相关，可谓我国一位经济实业者。 

徽商的盛衰 


盐业、典当与布米茶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 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 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 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从马曰